减灾与气候变化适应成为国际灾害风险治理的核心主题。了解灾害风险、气候变化与极端事件的影响，回顾30多年来国际社会在减灾、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面向未来，向《2015-2030年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巴黎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目标迈进。

本文回顾了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和挑战，总结了1990年代以来来减轻灾害风险（DRR）、气候变化适应（CCA）和可持续发展的演进历程及其内在关系。

过去30年国际减轻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适应的重要事件和演变。过去30年间，国际减轻灾害风险领域开展了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行动，并分别在1994年、2005年和2015年举行了3次世界减灾大会，提出的减灾战略和行动框架成为指导全球减轻灾害风险行动的纲领性文件。IPCC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气候变化影响、风险和适应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最新认知的综合评估报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适应谈判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减轻灾害风险理念的演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代的灾害管理阶段、2000年代的灾害风险管理阶段，以及2010年代的韧性管理阶段。这三个阶段并非彼此割裂，反映了减轻灾害风险行动在不同阶段的关键特征和重要概念的发展（图2）。过去3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适应谈判，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进展缓慢、同等重视适应和缓解以及加强适应行动。气候变化适应逐步得到广泛实施，以克服人为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减轻灾害风险、气候变化适应和可持续发展的联结。气候变化适应和减轻灾害风险的共同之处在于，管理与天气或气候相关的致灾因子所引发的灾害风险，这属于气候风险管理的范畴（图3）。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减轻灾害风险不仅处理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水文气象灾害风险，还管理其他自然致灾因子产生的风险，如地震和火山爆发。气候变化适应也有其重点领域，譬如，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传染病和健康问题。减轻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适应纳入综合风险管理，以克服不良适应和其他局限，并持续优化和利用有限资源。在韧性和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还有两个领域与气候变化适应和减轻灾害风险密切相关，即应急管理和减缓气候变化。综合风险管理、应急管理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将有力保障安全增长和韧性发展。

然而，存在诸多因素窒碍了气候变化适应和减轻灾害风险的有机融合，这些障碍包括：组织之间的沟通不畅，难以协调并缺乏政治意愿，灾害应对能力不足，缺乏相关的政策，不同的筹资系统，以及资金紧缺等。基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从全球范围看，现有的工作机制是分别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减轻灾害风险，以及与发展相关的项目和人道主义救援。不同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的不同机构）通过国际筹资机制在目标国家内分别立项并予以实施，从而导致了气候变化适应和减轻灾害风险的碎片化。

在国家层面，气候变化适应和减轻灾害风险往往也独自行事。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在不同的国际组织间，以及国际组织和目标国家之间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诸如政策、协议、文化、领导力和协调，同时目标国家还需要建立综合性的国家风险治理体系。通过构建国际风险治理解决方案，国际组织可设立量身定制的气候变化适应和减轻灾害风险相融合的项目，并通过统一的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在目标国家予以实施。

减轻灾害风险的理念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90年代的灾害管理、2000年代的风险管理，以及2010年代的韧性管理阶段。为了克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因素，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不断得以实施。文本继而建构起一个将应对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理融入韧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框架。该框架显示，减轻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之间的目标相一致，具有共同的应对举措。缘于此，需要转变不同层面的灾害风险治理机制，以期协调气候变化适应和减轻灾害风险行动，并在人类世实现安全增长和具有韧性的未来。